宣化部甫一成立，便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效与务实，其锋铓首先直指刚刚平定的东瀛省。
首任宣化部尚书，由德高望重、主张“经世致用”的赵南星亲自挂帅。他虽年事已高，但为表率，自请赴任。随行遴选的五十名翰林编修、国子监博士、地方书院山长，皆为一时之选，怀揣着“教化蛮夷”的使命感与“践行圣学”的理想，登上了开往长崎的海船。
抵达东瀛后，宣化部与布政使司、都指挥使司紧密配合。
首要任务便是建立覆盖府、县、乡三级的教育网络！
强制征用各地废弃神社、寺庙、甚至部分武士宅邸，改建为“大明社学*。赵南星亲自督造教材：
《皇明东瀛训蒙集》：图文并茂，以简单汉语教授忠君爱国（忠于大明皇帝）、基本礼仪（跪拜、揖让）、日常用语、农桑常识。开篇即是：“日月所照，皆为明土；圣天子德，泽被东瀛”。
《圣谕广训（东瀛简本）》：将朱元璋《圣谕六言》及易华伟关于“行知合一”的训示，用最浅显的日汉双语对照解释。
《律例要略》：摘录《大明律》核心条款，配以图示（如偷盗砍手、杀人偿命等），震慑与教化并行。
布政使司颁布严令，凡东瀛省六至十二岁孩童（不分男女），必须入就近社学，接受五年汉文与圣训教育！父母阻挠者，罚苦役；地方官吏执行不力者，罢官问罪！一场以汉语和忠君思想为核心的“洗脑”风暴，席卷列岛。
宣化部在鹿儿岛（暂定省治）、东瀛府（江户）、京都三地设立“东瀛提学道衙门”，负责组织科举。
童生试（县试）：重点考察《训蒙集》、《圣谕广训》背诵理解，及简单汉语读写、算学。
生员试（府试）：加试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节选（双语对照），侧重对“孝悌忠信”、“知行关系”的理解阐述。策论题目紧扣东瀛实际，如“论劝课农桑于新省之要”、“如何化解新附之民疑虑使其归心王化”等。
乡试（省试）：在鹿儿岛举行。除传统经义（难度降低），策论权重极大，题目皆由文化部结合东瀛治理难点拟定，如“论矿山役工管理之策”、“论因地制宜推行保甲连坐”等，要求考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。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、“事上磨练”思想成为答题的核心理念支撑和加分项。
东瀛省考取的秀才、举人，优先补充本省府、县衙门的吏员、教谕等职位。成绩优异者，可被推荐至宣化部在当地的机构任职，或由布政使司选送北京国子监深造（此为极少数）。此举旨在培养一批认同大明、熟悉本地情况、具备一定能力的“归化精英”，成为统治的基石。
另外，由宣化部颁布《东瀛易俗令细则》，由各地官府及驻军强制执行：
除特许之协从军及官府差役，严禁平民携带任何刀具（包括胁差、短刀），违者重处。收缴的刀具熔铸为农具或兵器。
强制推行大明发式（男子束发，不得剃月代头）与服饰（布衣短打，禁用和服、袴）。设三年过渡期，过渡期内穿戴倭服者需缴纳“异服税”。三年后，仍不改易者，视为不遵王化，罚没家产。
严禁切腹、殉死；废除公卿、武士等一切旧阶级称谓与特权；规范婚丧嫁娶仪式，取缔神社祭祀活动，引导转向祭拜“天地君亲师”及地方先贤（如郑芝龙在东瀛各地开始被立祠祭祀）。
在鹿儿岛、东瀛府、京都等地，由官府出资，建立“模范街坊”。招募归顺的东瀛平民入住，完全按照大明江南市镇模式建造房屋、经营店铺、穿着汉服、使用汉语，并享受一定的赋税减免。以此作为“王化”的样板，吸引和示范。
易华伟设立宣化部并力推“外任五年”与“知行合一”的圣谕，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朝堂与士林投下巨石，激起千层浪。
清贵的翰林们首次面临必须“下放”蛮荒的硬性要求。有人称病辞官，有人托关系想留京，但更多有抱负的年轻翰林，如黄道周、倪元璐等人，视此为实践理想、建功立业的绝佳机会，主动请缨加入宣化部第二批赴任名单，目标直指东瀛或安南。
他们离京时，同僚相送，眼神复杂，有同情，有不解，也有隐隐的敬佩。
皇帝推崇“知行合一”和王学（虽非官方独尊，但地位明显提升），使得各地书院风气为之一变。空谈性理的风气稍减，讲求“事功”、“实践”的学问开始受到重视。一些书院甚至主动开设“舆地”、“夷情”、“算学”、“农政”等实用课程，为学生将来可能的外任或参与新省治理做准备。
《京报》等官方喉舌，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东瀛社学的建设进展、归化学童朗诵《训蒙集》的童音、以及宣化部官员深入矿山、乡间推广农桑新法的“感人事迹”。着重强调他们在艰苦环境中“践行圣学”的精神。先前反对征倭的声音，彻底被“拓土万里，教化蛮夷”的宏大叙事所淹没。
紫禁城，乾清宫西暖阁。
易华伟看着丘成云密报的东瀛社学推广进度表，以及文化部关于第一批“模范街坊”反响的奏章，指尖划过地图上那些新标注的“社学”红点。他提起朱笔，在奏章上批道：
“教化之道，润物无声，贵在持之以恒。金银可堵庸人之口，唯此朗朗书声，方为熔铸人心、永固疆圉之根本！文化部诸臣，当深体朕‘知行合一’之圣意，于新土之上，行圣贤之道，开万世太平！”
他搁下笔，望向窗外。
秋日的阳光洒在紫禁城金色的琉璃瓦上，璀璨夺目。这光芒，正跨越万里波涛，照耀在鹿儿岛的社学堂前，也照耀在那些身着新领的汉服、口诵“日月所照，皆为明土”的东瀛孩童身上。
一场以文化为利剑，以教化为熔炉，旨在将新附之地彻底锻入帝国肌体的宏大工程，正伴随着圣谕的指引和金银的流淌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，在东瀛列岛乃至更遥远的未来疆域上，隆隆推进。
帝国的边疆，在刀剑征服之后，正被另一种更坚韧的力量——文字、语言、衣冠和思想——重新塑造和固化。
………………
昭武八年，（1605年）。
紫禁城的琉璃瓦在春日下流淌着金色的光芒。
乾清宫西暖阁内，易华伟的目光缓缓扫过户部呈上的最新黄册。当“一亿八千三百六十七万口”这个数字映入眼帘时，这位以铁血手腕征服东瀛、又以宏图远略经营天下的帝王，嘴角终于扬起一丝笑意。
自昭武元年伊始，易华伟力排众议，在皇庄御田亲自试种土豆（马铃薯）、玉米（玉蜀黍）、番薯（甘薯）。
在验证其耐瘠薄、高产、易储的特性后，朝廷颁布《劝垦新粮令》：
凡开垦山坡、河滩、沙地等“非良田”种植新作物者，免田赋五年。
由各府县衙设“劝农所”，免费或低价贷发薯种、玉米种，并派农官指导种植、储藏（如地窖存薯、玉米脱粒晒干）。
